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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后的日子里,我按照医嘱多喝水,在办公室坐久了就起来跳几下,果然也没有再疼得这么厉害过。赵小川出差回来,为没有陪在我身边百般道歉。我靠在床头,头一回严肃地问他:“真的不离职吗?还是你觉得你的工作比我重要?”
这话说得重了,几乎有些无理取闹,我知道。但我也知道这么说管用。
果然赵小川脸上的神色变幻莫测,愧疚与犹豫交织。
他说:“再等几个月吧明明,等我手上这个项目做完。”
“几个月?”我追问。
“最多三个月。”他咬咬牙说。
“好,”我得到了答案,整个人钻进被窝,“我睡了,记得关灯。”
讲完这段故事,我注视着我的心理咨询师,试图从她的表情中分辨我是否讲清楚了。
要理解一个人是很难的,即使在过去的三年里,我们保持着每个月至少一次的会面频率,我依然对此抱有怀疑。我叙述着我的经历,我的心理变化,坐在我对面的人真的能理解吗?她真的知道我在说什么吗?
她说:“这只是你单方面的判断,我建议你直接问问赵小川,听听他的说法。”
“我会考虑的。”我看着她的眼睛说。
走出咨询室时我感到一阵轻松,并不是说这场谈话对我有实际解决问题的效用。我只是需要定期找人聊聊,舒展筋骨再去解决问题。
从包里拿出静音的手机,赵小川发来了微信,他说他也想跟我聊聊。
这是我们分居的第三周了,公司的业务终于签了合同,留下了处理我和他之间的问题的空档期。但我此时宁愿有多出来的工作让我去干,而不想去问赵小川“你为什么非要和我离婚”。
但我还是回复了他的消息,回避是没用的。
【我明天要出差,下周一你来趟公司吧。】